狐狸的铁匠铺

（中央编译出版社2008年6月版）

主编：臧杰 薛原
版别：青岛出版社
定价：24元
开本：24开
印刷：双色
书号：978-7-5436-4819-7
版次：2008年6月1版1刷

目录

路翎：血痕与旧迹（徐绍羽）
关心同研究的萧乾老人（张北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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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纳“虎口余生”记 （蔡登山）
“北大校花” 马珏的闪丽人生（言文）
陆小曼不是朱丽叶（王开林）
郭沫若：不对称的爱情与婚姻 （孙德喜）

鲁迅与北新书局之间的版税争端（陈离）
异性仇敌：鲁迅笔下的衍太太（张耀杰）
鲁迅为何拒绝诺贝尔文学奖提名？（傅国涌）

税务司阿理文的中国故事（刘逸忱）
赞德和他的殖民教材（王栋）
帕器：中国交响乐的布道者（张彤）

梁实秋的交友观（王国华）
讲堂上的废名先生（眉睫）

朱树屏和赵太侔的通信
吴尚勤“绝密”小传（留念）

商衍鎏与德国汉学（柏桦）
“中国奥林匹克先驱”张伯苓（彭援军）
张寿镛的传奇人生（赵柏田）

深刻质询人的存在与价值的艺术表达

——评赵柏田的小说

刘树元

赵柏田以其富于丰富表情和想象世界的创作照亮了浙江文坛，他的《历史碎影》、《岩中花树》，以及中短篇小说集《站在屋顶上吹风》，让我们看到了一位颇有艺术信仰的作家那不断追求的身影，让人们清晰地看到了汗牛充栋的文学存在中那特异的审美表现。

从细致的文本阅读中，我们感到赵柏田的小说敬畏现实与历史，其个性追求中具有着强烈的现代情感与地域倾向。他喜欢哲学，喜欢历史，更喜欢文学，是一位勤于思考的作家。他接受中华文化的浸润，愿意在文学的描摹、智性的思考与现实的观照中，深刻质询人的存在与价值，努力找寻事件中包孕的那个叫作意义与意味的东西。

以现代的眼光寻找生活的价值与意义，让我们有理由认为赵柏田应该属于“新生代小说”创作群体，也可以把他列入精英文学、严肃文学的群体范畴。从《站在屋顶上吹风》①这一文本中，就可以看出作者身上具有思想的异质性和艺术的前卫性。思想上的异质性是指他对于既成的权力叙事和主流话语的某种叛逆；艺术上的前卫性是指他对已有的文体规范和表达模式的破坏和变异生成，创造性应该是其文本应有之意。而且他的文学的精英性质并不等同于知识分子阶层的文学，它是指“比较纯粹意义上的人文知识分子所逐渐构建的某种独特的话语体系。这种具有现代质感的话语体系，依法国尤奈斯库的解释，即指当代文学中的一种先驱现象，它在与现实关系的问题上，与‘反对’、‘决裂’具有相似的含义。”②随着社会历史文化语境的变移和社会变革，处于90年代文化结构的转型语境之下，他们获得了自身话语权，并且逐渐形成相对独立的话语系统的精英文学的迷人魅力逐渐显现，伴随被无限夸大价值的形而下的世俗物欲，成为人们新的追逐的对象。赵柏田也逐步从形而上的理想、理性追求走向形而下的生存欲望的表现层面。他坚持理性、理想又不拒绝描绘世俗生活，也没有沉迷于语言层面的拆解、颠覆、重组和游戏，把创作实践当成与社会与他人无关紧要的“私人化”行为，而是在现实建构中体现自己独特的话语和主体性。在精英文学从总体上出现了由中心向边缘位移的时候，他坚持热衷于选择颠覆和审丑为主要题材内容作为普遍的写作对象。在自然、甚至看似随意的表现中，将现实的凶杀、丑陋、阴谋、颓败等等现象一个个网络囊中，展现于人们的阅读视野。主体性话语在审视“丑恶”的过程之中，不只参杂了一些无奈和颓唐，还更有对历史与人物重新审视的勇气。

上个世纪90年代整体语境下面，是转型时期特有的商业化社会语境导致了社会结构的变化，社会在物质丰富和生活水平提高的同时，思想却进入了荒芜的年代。作为一个有艺术个性的作家，赵柏田面对着市场经济体制之下的文学生存困境，极力抗拒处于生存边缘状态的仄闭，使生存的焦虑在创作激情的催迫下不断以艺术形象涌现出来。他的小说创作出现了许多新景观。作家对于社会生活的认识是在不同的话语语境下进行的，话语语境的变化会导致人们对相同历史事件与生活事实的不同看法。或许赵柏田也不可避免地面临着一种两难的精神困境：一方面彰显个人化的感性的、经验性的美学情绪在某些商业操作之下，过于追求个人化记忆与话语的狂欢；另一方面以社会责任为动力，又对精神价值愿意全身心地投入关注。于是，我们看到了作家对现实生活的理性热衷与对历史事件的耐心整理。

首先映入我们眼帘的是赵柏田对现实题材,对农村生活密切关注的作品。一本小说集《站在屋顶上吹风》，让我们看到了作家以现代理念理解现实的真诚情感，和对现实生活的真诚把握,也看到了作家追求与彷徨的身影。作品很多是以个人视角，尤其是童言无忌的儿童视角去看取人生世相的。《扫烟囱的男孩》、《站在屋顶上吹风》、《地震之年》、《坐拖拉机去远方》等等小说无不是如此。这样，小说首先就有了真率、真诚与表现成长的味道。这是人物生命的成长，是人物心理的不断成熟。而且，流浪与行走似乎成了这些作品的关键词，笔下的男孩子都以郁郁独行的姿态在这个世界上踩出不断探询的脚步。

《扫烟囱的男孩》中的主要人物有四个：男孩李亮、扫烟囱的男人、男孩的母亲、男孩的爹。我们看到，当生存成为第一要义的时候，农村中常见的那个扫烟囱的男人一到来，总会让李亮家里的餐桌上增添好久没有吃到的好吃的肉。细心的男孩子也发现这个外来者的举动，“喝好了水，他低下头收拾东西，不留神时在男孩母亲的上捏了一下，男孩母亲的上印上了黑黑的一个指头，她暗淡下去的眼睛亮了，她的脸象生气的时候一样变得红红的。”当然，他们暧昧的关系自然也逃不过男孩子爹的眼睛，在扫烟囱者走后，爹对女人“他弄过你身子了”的追问，有对世事的无奈，也有对自己的尊严与权力的捍卫。作品所传达的文化情绪是复杂，心理状态是暧昧的。在他的小说之中，有对清新的性情关系的描摹，也包括了生命与生存的价值构成。作品也似乎告诉我们“那种将审美作为一种生活理念的写作态度已经消失不再，那种将文学当作社会责任感之表现的写作已经不再。晚生代的写作重点已经不再放在思想内容上，而是放在一种个人性的情绪、感受上。这和他们在80年代所受到的个人主义、个性解放思想的影响息息相关，同时也和我们这个时代的市场化处境相联系。”③对于社会的、思想主题的、形式的追求已不再是赵柏田单一热衷的焦点，他力图将一种个人的、经验性的、感官式的情绪发展为独特的美学追求目标，李亮在滚铁环、捅烟囱中成长起来，真实的乡村生活图景总是充满极为诱人的色彩。

具有诗性特征的小说是《站在屋顶上吹风》（单篇）。作品的背景是上世纪的70年代。作家没有强调那段时间政治的血腥，而是集中笔墨描写了清新明丽的乡土生活。男孩来弟在掘出的新河边流浪，遭遇了有人掉水，看耍猴和气功师表演等许多事情。看似意外的观察往往成为少年成熟的催化剂，寂寞环境下生长的这个男孩有意打破成人世界明显的障碍，无目的性的游荡以及现实的真实疼痛使他不自觉地爬上祖父家老宅的屋顶。他是以这种方式追求内心那虚幻而依稀的美丽么？我们或许能够朦胧地感觉得到。

《地震之年》写的也是“文革”时期发生的人们记忆犹新的事件。在“文革”背景下，菱池村的小学生们每天近乎百无聊赖地唱歌、打弹子，看老师们偷情，但这里也到处充满了无忧无虑的浪漫色彩，甚至连让大人们极度恐慌的地震也具有了好玩的游戏性质。夜晚村人们为躲避地震来到晒场，这里也成了孩子们嬉戏欢乐的场所。一声惊恐的“地震了”的大喊，人们会象受惊的老鼠一样四散离开，而让人惊怕的地震却终于没有来，失望感竟袭上了有些人的心头。作品这种童年记忆式的书写具有落寞与明朗结合的性质，而对非意识形态特征的追寻也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作品的阅读快感和审美意蕴。

颇具有现代意绪的应该是《夏天的沮丧》。小说表现了“我”、沈飞、郭平等一群年轻人情感的躁动、幻想的神秘、青春期的性好奇。其中跃动的人物、事件很有点电影《阳光灿烂的日子》式的青春骚动。他们在耀眼的阳光下游荡，轻掷自己的青春，是不受社会关注的群体。对于他们的成长历程而言，生活是夏天一般灼热的，而青春又总是青涩甚至有点令人沮丧的。同时作家似乎有一种崇拜，在《夏天的沮丧》等多篇作品都提到了女人的这个身体特征。而这也正是青年们成长中遇到的普遍的好奇感与身体困惑。

《暗夜行路》也是稍有点懂事的儿童的视角。但明显的这篇作品和其它的小说具有不同的艺术意蕴。作品有意模糊了年代，其中自然静谧和谐的生活，头发乌黑、明丽可爱的碧仙表姐，都让我联想起废名那篇美味十足，让人称道的小说《竹林的故事》。美是这篇作品的内在动力，作家的生活阅历与人生经验更给小说以暖暖的亮色。作家执著于记忆中的南方，用审视和忧伤的眼光在寻觅和打量南方世界中少年的神秘和向往。

如果说以上提到的作品更多是对往昔童年生活的书写，那么小说《坍塌》明显的关注和涉及了现实生活的题材，并且是一篇充满荒诞色彩的作品。见习记者“我”接受了一个采访古林镇坍塌事故的任务。乘车到了那里却找不到地方，甚至人们骂他是“神经病”。而稀奇古怪的事情却接连不断发生。通过对荒诞意味的追求而达到对生活本质的把握，好像是赵柏田追求的艺术理想。有时他就像一个顽皮的大男孩，叙事既严肃认真又荒诞不经，也正是在这种艺术描写里生活的本质得到了充分的展现。

直接介入现实生活的作品是《一桩凶杀案》。音像出租店老板马丁被人用榔头杀死在自己的店内。随着这个案件的侦破，人们知道了事件的真相。原来马老板以前出租盗版淫秽光碟曾被停业。又以手头有校长的妻子与人私通的材料敲诈校长一笔数目很大的钱。结果具有某些温柔敦厚性格的校长一怒之下，在星期六的雨夜把榔头砸进了马丁老板的脑袋。破案的片警吕威也转行到中学去教以前校长教过的历史。这个作品或许受了日本破案推理小说的影响，作品不单单是一个侦破的故事，对现实有着很多深刻的审视，承载着很大的思想容量。

在历史小说写作中，赵柏田更没有忘记贯注思想性与可读性,写出了令人叹为观止的作品。《明朝故事》、《一个雪夜的遭遇》、《岩中花树》④等等，在时代和个人生活的双重铺陈中，作者努力去呈现那段时间思想文化的嬗变轨迹以及江南文人的精神面貌。从中我们既能够看到一代江南文人的思想传承，也能够窥出他们在时代社会面前的道德困境与人性冲突，从而印证作家的“从内部去重新整理历史学家从外部做过的事”这种独特的历史写作理念。

赵柏田笔下的历史人物描写是对中国知识分子性格的研究。人物以各自不同的生活面貌和精神肖像贯穿了明朝整个时代，呈现出这个时代思想、学术的嬗变轨迹，以及传统文化的潜变与趋向。《明朝故事》无疑是一篇具有历史感的小说。这首先表现在作品对书法家徐渭这一历史人物的解构性描摹上。作品从大学历史教师史浩宣读的有关徐渭的学术论文展开故事。谈论徐渭和他生活中的两个女人的史料—－远祖史生的笔记，就成为了历史叙述的起点。从这个讲述里我们看到，史生一路颠沛寻找大师徐渭向其学习画道那匆匆的脚步。一路上，先是遇到曾被徐渭搅扰春心的梨花姑娘；见到了不喜应酬的老头唐伯虎；在山阴见到了徐渭的夫人张氏并一夜缠绵，张氏那句对徐渭充满仇恨的“一个大骗子，一个伪君子”的评价，实在振聋发聩。在龙山卫，史生终于见到了一直无限崇敬的徐渭。艺术上很自我的徐渭就这样真实而生动地存活在人们的现实中，其传奇的一生给我们很多的感悟。结尾处现实与神话交迭的描写，增加了小说神秘莫测的色彩，有很多值得回味的东西。而《一个雪夜的遭遇》则是对魏晋时期那个著名的“王子猷雪夜访戴”的故事的改写。对魏晋风度有着复杂的不无欣赏的情感体验。

从体裁和内容方面都称得上别开生面的历史小说《岩中花树》更是一个收获，作品不只与传统的历史论著不同，而且与我们常见的人物传记迥异。赵柏田以小说的方式细致入微，意味深长地描写了十六至十八世纪的江南文人王阳明的生活、事件，以心灵独白的方式走进其内心世界，进行充分的艺术呈现。作家复活了那个在贫乏的明代中晚期开出了一树好花的大名鼎鼎的哲人王阳明，以其丰富的个人经验与生动的细节描写让这个事件与人物非同凡响。王阳明等人物寂寞地诉说着曾经的内心纠葛与苦闷，精神挣扎与超脱，自感文化溃颓的王阳明在内心世界十分顽强地保持着那一份心灵的圣洁与高贵。对于王阳明来说，深山里的山岩中寂寞地开着的一树灿烂繁花恰恰是自己的比拟，而这荒凉坚硬的山岩则恰恰是他所生存的那个时代。这个时代的大动荡、大变迁、大更替对于他们这些江南文人来说无疑是一种内心的荒凉与凄绝，充盈内心的抱负也恰恰是他们所渴望盛开的那岩中花树，他的内心道德使命使得自己与世俗世界格格不入，最终选择了以学术研究来作为自己的精神寄托，探究学术文化的真正命脉成为他人生的又一个更高层次的追求。

这篇小说无疑是十分个性化的。同样是涉及历史的小说，赵柏田的与小说家谈歌等人的就很不同，谈歌是从既有的历史小说（如《杨志卖刀》）和县志里寻找故事，而赵柏田是从历史阅读中以小说的笔法揭示历史，寻找理念。在值得称道的这种南方书写中，在对于传统文人言行的叙述中，作者又加入了一种现代的精神气息。这些现代精神元素的加入使得这一写作变得异常精彩，叙述使得历史的面目开始变化，历史人物以鲜活的生命姿态在其历史时空中行走，从而这种叙述变得具有了新鲜的历史色彩，呈现出对于江南文人精神肖像绘画的巨大可能。炉火纯青的《岩中花树》明显达到了对于历史人物现代式解构的目的，极大的拓展了这类小说艺术的审美表现空间。

我们知道，小说以想象取胜，历史用事实资证。小说中交织着历史影像，而历史也不妨写得如小说一般生动。小说家和历史学家从各自的领地出发向着对方走去，相会于幻想与事实、历史与虚构之间的中间地带，文学的叙事就具有了巨大的艺术空间。赵柏田在展现明代社会历史的过程中，处处以史实为依据，以穿越时空的想象和对视捕捉人物，用生命的湿润与情意去重新构建思想史的强度。他有意识让那些曾经在历史教科书里无限刻板的事物与生命，重新鲜活起来，细腻描写历史人物毛茸茸的生活细节。正是从这些人物生活的小资料，拼凑出一段社会的大历史出来，以富于魅力的小说世界改变着我们既有的历史观。

可以认为，赵柏田这种坚执的审美追求与艺术成功应该与浙东越文化传统有关。关于浙东文化的特色，曾有人做过精辟的论述，认为“博纳兼容、兼综整合”是浙东文化的主体品格；“经世致用、注重实功”是浙东文化的学术精髓；“主体自觉、民主启蒙”是浙东文化开启近代理性的灵魂；“开拓创新、与时俱进”是浙东文化的本质内涵。浙东文化重经世致用,强调个性、个体、能力。是一种优势文化。而浙东地区是一个有着深厚文学传统的地方，是生长文学的良田。浙东越文化培养出了重商经商的儒商，也让文学精神浓郁的人们充满着强烈的成就精神事业的雄心。追求真理，持之以恒成为他们文学事业成功的必要基础。赫赫有名的黄宗羲、王阳明、鲁迅、郁达夫等等何不是如此？

从文学创作上看，一般来说是“一方山水养一方人”，什么样的地域就会出什么样的作家、作品。而赵柏田的《站在山顶上吹风》中的每一篇小说都具有浓浓的浙东地域文化色彩。南方人的细腻与谦恭，南方人的聪明与勤劳都有着生动的艺术表现。但细加考察，作品的大气也告诉我们，他似乎融合了南方作家作品的隽秀细致和北方作家作品的雄浑气象，其总体气质和创作透现出的美学特征，在具有浙江山水清俊秀美而不乏空灵的智趣中，又添加了那种掘自生活现实的质朴而又有气魄的血肉文字。虚实相生，形质相依；南北交融，以南为重，应该是其作品的重要特色，也是其取得成功的主要原因吧。

这种文化追求在叙事层面的表现是，他的小说极尽彰显叙述魅力的艺术表达，让我们看到了一种智慧和思想的深度。从现代社会生活的描写到《岩中花树》这类历史小说，赵柏田无疑在进行一种扎实地认识生活与认真地解读历史的活动，他的写作有着具体而明确的写作趋向。比如对于江南文人的重新叙述，使这些被历史不断提及的江南文人那样的鲜活又别有风味，对于江南文人的重新描述展示了作家的别样书写，将这一南方文人的精神肖像继续向前，向当代延续，对江南文化的内在命脉有了重新的探求。其小说穿越时空的想象和对视是具有开创性的，他以小说笔法写历史，以充满诗意和智性的叙述方式成功地打开了神奇的历史黑箱。

的确，不同的叙述方式确实已经带来了不同的艺术效果。作品显示了对生活现实的把握能力与一个历史重新叙述者对于历史的警惕与怀疑。有意思的是，他每篇小说的开头都喜欢以西方著名诗人那富于哲理的诗句作引子，总领作品的意图，朦胧地告知我们艺术的审美指向。那巨大的弹性的想象空间让我们对于赵柏田的著作会有一个更深刻理解的路径，也让我们感受到叙事形式对欣赏者智力的巨大考验。

作者在叙述上打乱了物理时空的顺序，《暗夜行路》、《寻找隐地》的叙述中时间交错，现实与过去的时间经常自然、自由地切换。作者不断地跳出来以现代人的视角与口吻进行精湛的评述，点破主旨，并且具有一种精神自我解剖的气息，使文本具有一种介于小说与历史之间的交叉文体特征。这种写法，如他本人所说，明显受到了美国汉学家史景迁和作家尤瑟纳尔的影响。正是作家赵柏田的这种叙述，我们看到了中国当代作家使用西方的叙述方式与方法对于他所生活和面对的自身文化的精彩应用。这部小说承担着把握现实生活，改写历史状态的使命，于是叙事方式便在心灵的镜子上组合出世界的万花筒。那种层层叠合的叙事方式，不仅使故事呈现出魔幻色彩，而且还超越了故事自身，引发我们对世界以及写作意义的进一步追询。

叙事结构中特点比较突出的是《一个长跑冠军的一生》的结尾处理，这个叙事非常出人意料。小说的一开始让我以为这不过是那部著名电影《阿甘正传》的一个翻版，一个穷困的农村孩子不断走向成功的通俗故事。作品的开篇也大量描写了长不大的乡下女孩牛菊儿那淳朴甚至天真的一面，我们看不出她的任何心机。我以为这些都是作者用来陪衬主人公马拉松的闲笔。直到马拉松成名、娶妻时，牛菊儿“那双那么纯洁的眼睛，现在依然清澈，里面透出的却是寒气和邪恶”这个细节的出现，以及牛菊儿那句“我跟着你好多天了。你以为那么容易就可以甩开我？告诉你，你是跑不掉的！”“你要和她结婚可以，但要先从我的尸体上走过去。”对马拉松最有威胁和惊人力量的话，我才感到了作者叙事的力量，觉察到作者在创作上具有的狠劲和深度，以及植根于精神内部，洞见人类本质的东西。小说是充分现实的，结尾的建构是富于艺术张力的。

这些饱含生命痛感的文字，叙事上疏密得当，节奏快慢把握自如，但没有回避叙事的深度，看起来也很好看。这其中有人物的命运跌宕，有动人心弦的细节展示，恍如人物就在现场，小说的生活气息与艺术想象力富于戏剧性的诱人魅力。这些显示着作家独特的小说美学立场，作者乐此不疲，又身不由己的对自由的精神境界奋力追求。他将文学不仅当作一种理想，一种超越的目标，而且也是当作一种生存的手段和方式，而努力操持着。小说具有着优美的修辞和细腻的散文笔触，读来着实令人喜欢和感动。作品很愿意调动阅读者的各个感觉器官，善于运用通感来表现生活中的感受。比如气味就是作者很愿意写道的东西：“娘又在数钱了。娘的手上有酱油的气味、黄酒的气味和鸡屎的气味。”⑤这在一定程度上增强了作品的艺术张力和审美感染力。

但从艺术表达来讲，赵柏田的作品中还有一些不能被认同的地方。比如他的描写现实的《坐拖拉机去远方》这篇小说，尽管手法上以对父权的审视，紧张的人际关系，梦的呓语，蠕动的蛆虫等丑物的展示，来尽量靠近现代人的叙事理念。但由于在处理的时候使用了太过简单和形式化的角色与很单薄的，且略显枯燥的故事线，就丧失了打动欣赏者的厚重的文学力量。其实，为了能够更加深层地挖掘出生活中潜藏的一些故事元素和精神内涵，小说应该游刃有余地处理一些非常清新耐咀嚼的生活情节，让故事本身不只具有深刻意义，而且也该善于将错综复杂、需要深入理解的事件交织在一起，以诱人的生活事件的描写留给欣赏者很大的思考与想象空间，那才能塑造出感人的艺术性格并产生出震撼的艺术魅力来。小说就会以充满生活气息的优秀表达，成为最具有生命意义和艺术价值的佳篇杰作。

注释：

①宁波出版社，2006年9月版

②吴秀明：《转型时期的中国当代文学思潮》，浙江大学出版社，2001年3月第1版，第21页

③葛红兵：《障碍与认同——当代中国文化问题》，学林出版社2000年12月第1版，第29页

④《山花》2006年第8期

⑤《坐着拖拉机去远方》，《站在屋顶吹风》第107页

刊《文学港》2008年第4期

田瑛老大确有黑老大气质

后来,后来......下雨了

季刊『中国現代小説』　　第Ⅱ巻第8号　通巻44号

1998　夏

「屋根の上で風を聞く」　趙柏田　土屋肇枝訳 「黒い手」　蔡測海　牧田英二訳 「あぶない夏」　張欣　堀内利恵訳 「国営工場」　談歌　金子わこ訳

屋根の上で風を聞く　趙柏田　土屋肇枝訳


【訳後記】

　最近の中国では（いや、もっと以前からかもしれませんが）、子供や子供時代を描いた小説が毎月必ず数篇は発表されるほど、〈子供〉は関心の高いモチーフのようです。本誌の第二巻一～七号に訳出されたものだけでも「一メートルの穴を掘れ」「銀色の虎」「石臼」「悲しみのステップ」があり、少年期を描いた「ハートのクィーン」「大エルティシ川」「猫いじめ」も〈子供〉ものに含めることができるかもしれません。もちろん描かれ方は十作十様、読み比べてみるのも面白いでしょう。
　この短篇は、屋根に登って遠くを見ても靄にさえぎられるように、自身の外にも内にも広がりや奥行きを持っていなかった六歳の来弟の中に、生の深淵に満ちた大人の世界が立ち現れる瞬間の、彼の怖れと驚きが描かれています。
　小説の語り手は、来弟の五感によって写し取られた記憶のフィルムを映写技師が回していくように語っていきます。来弟の視覚・聴覚・嗅覚によって切り取られた場面場面は、描写性が強く奥行きを感じさせません。この厚みを感じさせない語りが、むしろ、諸感覚が生の意味を結んでいない来弟の世界をうまく表現していると思います。
　趙柏田の作品は初めてですので、作者について簡単に紹介します。
　本名は同じ趙柏田。一九六九年八月二八日、浙江省余姚市生まれ。地元の中等師範学校卒業後、五年間小学校で体育教員を勤め、その後役所の文化部門に移る。一九九一年から創作を開始し、現在は文聯で文学雑誌の編集と創作に従事している。最近発表した小説には、〈尋找隠地〉（《東海》九七年三期）、〈地震之年〉（《天涯》九八年一期）、〈水辺的屋子〉（《飛天》九八年五期）、〈我在天亢寺的秘密生活〉（《〓池》九八年五期）、〈王子猷或一個雪夜的遭遇〉（《江南》九八年四期）があり、散文や詩歌も発表している。また近く『安魂之所──関於閲読、写作和生活的遍観描述』の出版が予定されている。
　最後に作者から小誌に寄せられたメッセージを紹介します。

　　《中国現代小説》は十年来の中国現代文学の歩みを物語っています。
　　本作に対する同人諸君の篤い志に感謝します。

編集後記

　第二巻も八号を数え、二年の月日が流れたことになります。
　今号は談歌、張欣、趙柏田が初登場、蔡測海も一巻一七号以来七年ぶりで、特定の作家に偏っていないかという懸念をある程度払拭できた気がします。特に談歌は、「訳後記」にもあるように、従来の本誌の「文学的」傾向からすると異色の作品かもしれません。しかしながら、中国の人々の暮らし、独特の社会構造、人間関係のあり方などを垣間見るには格好のテキスト、これも小説の効用のひとつでしょう。作品選択はあくまで同人の自主性に任せるというのが本誌の方針なので無理はできませんが、可能な限り間口（巻頭メッセージにいう中国を知るための「窓」）を広く開けておきたいと思います。
　談歌が何申、関仁山と並び称される河北省の若手（中堅？）作家であるのに対し、張欣はいま広東、広州を代表する女性作家といえるでしょう。中国の先進的な部分、と同時に非常に危うい部分が、彼女の小説の中に描かれている気がします。本来もう少し早く、もう少し長い作品を紹介する予定でしたが、都合により、まずはこの短篇からとなりました。理解を示してくれた原作者に感謝しています。
　原作者に感謝といえば、毎回の掲載許可願に快諾が寄せられていることは、この上ない喜びです。返事がなくて見切り発車してしまったのは、先号のただ一回。その程〓女史についても、その後夫君の徐耿氏と連絡がつき、御本人は現在ドイツに滞在中であることがわかりました。

      日前，有朋友推荐我去看周维强先生的一篇评论，一看，原是读过的，在文学院做的每年的浙江文学评论上。看得出登报前维强先生又重新作了些修正和补充。十年前，维强先生在他主持的报纸上给我做一个评论专版，他还写过一个关于《我们居住的年代》的评论，这篇评论后来收入了他的书话集《书林清话》。我与维强先生相识相交十余年，犹记得第一次见面是在求智巷3号的一幢办公楼里。那是1991或者1992年的初夏。文学旨趣或主张尽可不一，他这种有一说一、有二说二的批评家风骨却让人敬重。文场势利，诤友难得，特转维强先生两篇大作，兼以怀想。

寂静之声——关于《我们居住的年代》

周维强

1997年，我读到赵柏田当时写的一组随笔时，我的感觉是，他远离了我原先对他作品的印象的框架。或者说，他进入了时代的“随笔写作潮流”。我那时读到的赵柏田的这组随笔，后来收进了他的随笔集《我们居住的年代》，交由作家出版社于1999年出版。

何其芳先生生前曾说过，大作家是“不入流”的，他不属于任何一个流派。但钱钟书先生在他那有名的《中国诗与中国画》一文里也说过，一个文艺家也总在某种文艺风气里创作，就是抗拒或背弃这个风气的人也受到它负面的支配。这两个话其实不矛盾，大作家固然“不入流”，可他的作品里未必找不到跟他时代的文艺风气相关联的因子。大作家尚且如此，不要说我辈了。我们其实也有一句很熟悉的话：“与时俱进”。这句话当然就是从正面的意义上来讲的。

我说这些话，其实是想给赵柏田的随笔写作，找到它存在的“合法性”。或者更确切地讲，也是想给自己对赵柏田随笔作品的喜欢，寻找“合法性”。因为赵柏田的随笔已经就这样存在了，它的存在就是它的“合法性”依据。难道还用得着我们来给它找吗？我们是不是过于狂妄了呢？——狂妄必遭天谴。可是我为什么要对它表示喜欢呢？

赵柏田的这册随笔集，虽然写于90年代中期，但它在风格上是直接承续了80年代的一种当时的“先锋”风格。这种“先锋”风格集中地体现在老愚编选、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2年出版的《群山之上——新潮散文选萃》（“80年代文学新潮丛书”）一书里。我的体会是，它有这样几个特点：个体化的写作，知性和诗性的结合，重视语言的锤炼。它用的是散体文字，但在骨子里是“诗”的。它里面是有很充盈的感情的，可是不“感情用事”。它的感情不浮浪、不浮夸，所以不使我感到“矫情”。这样的随笔作品自然一开始就很合乎我的“阅读理想”。所以我愿意阅读下去。赵柏田的随笔能够承续80年代的这种“先锋”风格，在我看来是不能用“模仿”来说明的。为什么在那么多已经存在的随笔风格里，赵柏田会选择这么一种风格，而且能写出自己的感受呢？因为赵柏田的写作“天性”里就已经存在了跟这么一种风格相契合的因素，风格原本就存在于赵柏田本人的写作“素质”里。这个“素质”是不能模仿的。换句话说，在赵柏田的“素质”里，本来就存在“先锋”的因子。

赵柏田的语言非常漂亮。这种语感是天生的，后天的学习只是强化了这种语感。假定说作家需要天赋的话，语感就在这个天赋里占了重大比重。赵柏田像一块大容量的海绵，广泛地吸取中外的文化养分，然后在自己的世界内“翻腾”着、消化着，终于在1995年一个春天的夜晚，文化的积累和生活的积累叫他不得不拿起笔来，笔驱赶着赵柏田喷薄出这册随笔集。过往的阅读的积累，现在纷至沓来融会贯通到自己的笔下，正像他本人在《镶嵌》一文里所说：一个优秀作家具有从一般人熟视无睹的书籍中引用词句的奇妙才能，他会不时把这些词句像珠宝一样镶嵌在他的作品里，譬如蒙田，他所引证的西塞罗、贺拉斯往往被他转化了，因此嵌入了他的精神模式。试举赵柏田书中的一个例子。在《一次迷路经历》里，赵原要去参加一次诗歌讲座，由于在一个该转弯的地方没有转弯，他迷路了。他在工厂、政府大楼、商场、宾馆------徘徊，“我笨拙的手指在八毛钱一张的城区交通图上爬行。一百幢高楼就是一百根栅栏，我是栅栏内一只盲目踱步的豹------”，“栅栏内的豹”，这是里尔克一首诗里的意象，现在赵柏田把它融进自己的作品，同时也给它灌注进自己的感受和生气。豹的美丽斑纹和在人类心目中的刚烈，它的美丽和性情，如今被困在动物园的栅栏里，这不就像一位诗人被包围在城中、在城中迷路么？我想起曹禺先生的话剧《原野》，有的批评家就说它是模仿奥尼尔的一个剧本，曹禺对这个评论大不以为然。后来我想了一下，感到曹禺的不以为然是有道理的。因为批评家只看到了曹禺剧本里跟奥尼尔作品的一些相似的“元素”，而忽略了曹禺本人综合各种“元素”而后成的创造力。批评家当然有很好的文学修养，所以他才能发现这些相同相似的地方，但他忽略了修养与创造之间的一段距离。这样的例子在中外批评史上举不胜举。再譬如“九叶派”诗人唐 ，他早期作品有很多是从书籍里获取灵感，是从文艺史上获取灵感，而又浇灌进自己的体检和感受。当然也有引用得拙劣的，这就像钱钟书先生在《宋诗选注》的序里所批评的那种做派。赵柏田本人也对此有清醒的认识，所以他在《镶嵌》一文里说：拙劣的引证“只是一种偷懒、一种依附、一种重复，在他装扮出一付博学的面孔的同时，已经丧失了个人写作最宝贵的独立性。”我讲这些，只是想说，一方面要看到赵柏田随笔写作的文学和文化背景，一方面也要看清赵柏田在这个背景前的个人的“发挥”。把这几方面都看清了，我们对赵柏田的随笔也就会有更好的认识。

这册《我们居住的年代》，里面有相当的部分思考了有关阅读、写作和个人生活问题。这固然可看作是赵柏田的对写作的准备，另一方面，也表达了他生活在这个变化中的时代里而作的思考。确实，我们今天生活的这个时代，对文人或者说是对所有的人会有或者说已经有很大的冲击。赵柏田感受到了这种冲击，他在自己生活的时代里对这种种的冲击，作出了自己的思考。文人的敏锐的感受的天性，以及他的优长的语言表达能力，说出了人们的想说而无从表达的感受。这里就有赵柏田的独到之处。“什么样的书是真正的书？一般人认为是经典、名作，他们认为，一个人或许看错，一代人或许看错，但整个人类不会看错。这种潜在的惰性使得阅读成了一种被规定了的机械复制，不敢也不能去呼唤那些依稀成形的真正的书和真正的思想。当一个人说某本名不见经传的书是真正的书，这首先是一个创造------他肯定是在这本书中发现了潜在于作家灵魂乃至人类灵魂的某种被压抑着的东西。------一个优秀的阅读者创造着他的作家，也创造着真正的书。”（《真正的书》）这里有现代心理学和现代文论的成果，同时它们也被赵柏田消化吸收，而表达出自己的体会。“------写作对我目前而言并不是一件首要的事情，我必须面对的首要问题永远是我的生活。我不怕生活的平庸，它或许会磨灭我的躯体，但不会损坏我的禀赋，我只怕自己被文字迷幻，少了一颗在人群中过活的心。”（《如影随灯》），这确实是懂得了生活和写作的人，才能说得出来的体会。其他还如《通道》、《小说不能教会我们生活》、《盲点》、《删削》、《知识分子与生活》、《美是无所不能的吗？》、《咖啡馆一瞥》、《加缪》------，例子再举下去，那就把会一本书都举完了。赵柏田仿佛一位“智者”，体验生活，静观时代，在静寂中听清自己心里到底想说什么（参见《走出仿制》），然后用文字尖锐地道破我们在这个动荡时代的感受。所以我在题目里说这册书是“寂静之声”。这个“寂静之声”叫我们体会到一股沉着的力量，一种坚定，一份清明，一缕冬末阳光的暖意。

在这册随笔集的最后一篇《出生于六十年代》里，赵柏田引用李皖的话说，这一代是“红色时代的遗民”。又引用许晖的话说是“红旗下的蛋”。这话讲得很漂亮，也许还有他的道理，不过，我不太同意。60年代人，经历了过去时代的尾声，又跨入新到来的时代。他经历了主动回应古今中外各种思潮的撞击的80年代，又经历从80年代到90年代的巨变，短短的30余年就经历如此大跨度的变化，这是人生的财富。这会使他具有更强的理解力，更广阔的感受力，更宏大的包容量。——可是，像我们这样试图用几句话来概括出整个60年代出生的人的特征，这在方法论上是不是有错误呢？在大时代里，一代人也会分化，我就看到有这样的人，他的世故之深、权力欲之旺盛、耍权术之老到，绝不逊色于他的前辈；而他的实际、功利和实利，也绝不逊色于他的后一辈。你能说他是“红色时代的遗民”？你能说他是“红旗下的蛋”？你能说他有什么包容量？完全不是这么一回事嘛。——当然，我前面说了60年代出生的人可能会具备的长处，我的意思是说，假如他确有很好的天赋的话，那么时代将使他的天赋磨练得更灿烂。我们应当对一个人的适应时代的能力表示信心。我们应当相信人是天生具有变化的能力的。过去的生活会影响他对未来的认识，而现实的生活也将冲击他的过去生活所积累的体验。我们生活在变化之中，我们也在变化的时代里不断地调整着自己。所以我说我不太同意李皖、许晖的话。他把人看得太死了。假如确有“宿命”的话，也不表现在这两个话里。那是讲的另外一层意思，当然也就更悲凉更深刻，也就更带有几分神秘气息。我讲这些，意思是说，生于60年代的赵柏田具有很大的潜力。他发表在《天涯》上的小说《地震之年》、发表在《收获》上的小说《扫烟囱的男孩》、发表在《江南》上的小说《王子猷或一个雪夜的遭遇》、发表在《随笔》上的随笔《相遇黄宗羲》《荒芜赣黔路》等等，就相当不错。他在文学的领地里，兴之所致地创造着，这是一种状态极好的游戏。在经过了“哲学热情和青春期残留激情的混合”这样一个阶段后，我想，在以后的时间的延伸里，赵柏田会不断地向广阔里扩展。因为我感觉到，赵柏田是具有对于生活和文化的很强大的“吞吐能力”的，他的智慧是很开阔的。

地震之夜

……接下来叙述的很像是一个听来的故事，但它确曾发生在我们的生活中。时间——1996年11月9日。地点——这不太好说，出于谨慎，我把它限定在那一晚我的活动范围，居室和窗外楼群间的一片空地。

　　我把这个不平静的夜晚称之为地震之夜。

　　如果记忆没有发生偏差，那一个夜晚是下着雨的。只是雨不大，濡湿了地面而已。秋冬换季，这座城里老是被这种非雾非雨的东西弄得潮乎乎的。如果没有我下面说到的事件这样的夜晚无疑是平庸的，它只是徒劳地重复着生活中种种的悲哀和欢喜。然而黑暗中总要出现一些事情，它突发的力量犹如一记重槌击在绷紧的鼓面上。

　　那天中午我参加了一个同学的婚礼，回来晚了，又喝多了酒，妻就没什么好声气。按我以往的经验，只要耐着性子，事情总会出现转机。可是毒蛇一样发作的酒精使我失去了理智。当一只热水瓶的残骸躺在我脚下的时候，我变得清醒了一些。天哪，我结婚还只一年零六个月，就成了这样一个粗鲁的、没有教养的家伙！我把祈求和解的目光投向妻。妻像一只受了惊的小鸟把自己关在房间里。那一刻我的心中充满爱恋。妻的脸像一张白纸没有内容。我想我这时候涌上来的柔情是多么的虚伪。内疚加心虚，我像一只打破了主人家的宝器的猫溜进了隔壁的书房。我点起一支烟，翻开了那几天一直在读的《上帝与新物理学》。

　　过了一刻钟我就感到了异样。夜是那么的静。这静里却蕴含着一种危险的气息。起先我以为这是一种幻觉，来自于我正在读的爱德华·哈里森对宇宙衰竭过程的可怕描述。可是当我看到屋角的自鸣钟受惊抖动的时候，一个念头掠过：地震！

　　我不知道自己是怎样从书桌前跳离开来的。我是那样的慌乱，以至带翻了桌上的茶杯和墨水瓶。当我拉开房门的时候，妻已从床上跳起向门外冲来。她带着哭腔的声音听起来是那样的不连贯，快，快到楼下草地去！她穿得是那样的单薄，我只好返身再冲到屋里给她取来一件外套披上。夜的楼道黑暗莫辨，惊惧使我们紧拉着对方的手，唯恐一不小心就会走失。我的眼前浮现出了地震过后的场景，它们来自美国电影《最长的一天》的记忆，来自马原一篇叫《夏娃》的小说中描绘过的废墟。

　　楼群间的空地上，一下子就挤满了人。许多人因为刚从床上起身，还光着背脊，穿着短裤。没有灯光，也看不清他们的表情，只听出他们压抑着的声音又紧张，又有些微的兴奋。雨似乎下大了，但他们那么的怕敢回家，至少在消息确证以前不敢回去。附近一个新村小学的校长，在惟一的一个公用电话亭前忙着向气象局问询。他焦躁不安的声音很快感染了周围的人们，他们自觉地以电影亭为中心站成一个弧度很大的半圆。“怎么样？”有人问。小学校长一脸忧国忧民的伤感：“没办法打通，老是占线。”

　　最初的紧张和兴奋已经过去，尽管疑惧还像阴云盘桓着，但受不了砭人肌骨的夜雨，人们还是陆续走了回去。小学校长的电话还没有打通，但围在他周围的人已经没有几个了。居民区里又恢复了惯常的平静。短暂的中止对热爱明星和眼泪的人们并不构成什么妨碍，儿女情长的电视剧依然吸引着大多数妇女和老人。谈天的继续谈天，吵架的继续吵架。只是本已融融泄泄的夫妻生活或许还得有一个前戏的过程，这就是我们每天要过的生活啊生活。

钥匙插进锁眼的时候，妻轻笑了一下，从我的掌心抽出手去。这笑是自嘲，也包含了一种和解的意思在里面。这我当然懂。刚受了惊吓，又从外面回来，妻的脸是那么的红润。一霎间我的胸中又涌起了怜爱之情，和对生活的感谢。我安慰她说这只是一次小小的余震。像欧美片里那些救美的英雄拍着她说没事了现在没事了。妻也不失时机地表现了她小鸟依人的柔情。那一夜，我们久久没有睡去，我们说了那么多的话，甚至我们共同生活以来所有的话加起来也没有那么多。地震使我对爱情有了更深一层的理解。地震还激活了我的想象力，使那么多回忆的碎片流动起来。我紧紧地拥着她，向她讲述1976年漫长的夏天一个孩子眼中的世界：那时，北方一个叫唐山的城市刚刚发生过一场地震，村庄里，黄昏的霞光火红而又恐怖，似乎预示着灾难的逼近，铺着棉被的桌子下，孩子们像饥饿的老鼠吃着美味的饼干……

1997年1月

摘自《1996：时间是最伟大的使者》

5月12日，晴。坐厦门航空MF8159航班，晚八时抵太原武宿机场。途中得知四川汶川地震，实感忧心！ 次日，晴。晨起驱车前往大同，这里已是雁门关外，路旁山体，除却乱草，几无植被。云影停留在山冈，半日不见移动。再向北行，树木渐稠。1877年，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来到太原府赈灾，曾这样描述这个地区：“到达山区后，布满乱石的道路崎岖不平，车行十分困难，于是我骑骡子前进。正是十一月，天气非常寒冷，在穿越一个山同隘口时，我的一个脚后跟冻伤了……在严寒之中骑在骡子背上跋涉一天之后，走进一家旅店，躺在底下燃烧着木柴的炕上，实在舒服得很。山西省的首府太原座落在一片南北绵延差不多一百英里、宽三十多英里、海拔大约三千尺的高原上，靠近它的北部边缘。”李提摩太后曾参与创办山西大学，这次准备旅途读物时带上了一本他的在华回忆录。云冈石窟开凿于北魏，这是继敦煌莫高窟、麦积山石窟后我到过的第三个石窟群。大同以产煤闻于世，市内到处都在破土施工，只看了一处九龙壁，这是朱元璋分封大同的一个儿子朱桂所建代王府的照壁，建于明洪武25年，其他建筑皆无存。大同还是明末清初大儒傅山的祖籍地，只是他后来迁居到了忻州、阳曲（太原）。白谦慎先生的《傅山的世界》对之考据甚详。白氏先治国际政治史，再研书法史，这本书对遗民生活的描摹在细节上可补赵园《明清之际士大夫》之阙。上周在杭州晓风遇小说家但及，一时心痒又作推荐。这次带的《傅山与交游》谈“朱衣道人”案，也见功力。夜宿泰和春酒店，看电视得知都江堰、绵阳震后大雨，看着废墟中艰难搜救的场景，实感揪心。

14日，晴。“二十里的油面三十里的糕，浑源县的姑娘不用挑”，说的就是恒山脚下的浑源县。在这里看了悬空寺。崖壁之下，有檐翼然，寺如一只巨大的蝙蝠般吸附于此，已有1500余年。再去应县，看著名的木塔。木塔全称佛宫寺释迦塔，系辽宋对峙时所建。下午去五台山，塬上时见烽火台，树种多为杨树、榆树，进入五台山区，始见成片的白桦林。可能是近黄昏了吧，略感凉意。导游说上周这里还下了一场大雪。晚餐后大队人马坐车回去了，乘着酒力，几人步行一时许，惟见明月在天，树影匝地。15日，晴。由菩萨顶、显通寺而塔院寺，一路而下。这里多黄教寺院，为康熙时改建或扩建。白塔更早，建于元大德五年，塔前的延寿殿，是为万历皇帝生母祈福而建。相比这三处的皇家气派，山下的五爷庙就要世俗得多了。傍晚回到太原，仍住青龙酒店。16日，晴。出太原城，至晋中的平遥古城。这里是徐继畬的老家，1850年，时任福建巡抚的徐受乌山事件冲击，心灰意懒之下回到了这“传统中国的心脏地带”，做一名教授八股文的馆师。20年后他再获起用，入总理衙门，但飞速变化着的时代已让这位五十年代最优秀的思想家难有作为。他在七十多岁回到这座古城后不久就死了。登城墙，看老街，还有日升昌票号。转至祁县乔家大院，大红灯笼依然高挂。又至太原郊外的晋祠。祠中的周柏，几乎游人都要一到，但我更感兴趣的是表现北宋仕女生活的三十余尊彩塑，眉眼之间，神情宛然。山的另一侧有傅山纪念馆，时间仓促不得往，泉上亭子，“难老”二字为傅山手书。

云冈石窟

悬空寺

开花的李树

五台山僧人

乔家大院

应县木塔

佛塔

山门

傅山手迹·难老

上个世纪七十年代，我上学前，家里几乎没有一张纸。这样说也不是太确切，应该是没有一张写过字的纸是随处放置的。这一方面是因为，在我的老家农村，有着敬惜字纸的传统，出于对文化的尊崇，写上了字在纸在乡亲们的眼里仿佛被赋予了灵魂，成了超越于物质世界之上的神圣的东西，即便要处理掉，也要把它们收集起来放在一起焚毁。另一方面，那就是经历过那个年代的人都知道，上世纪七十年代是一个物质生活普通贫乏的年代，纸张（和笔墨），比起米盐酱醋、红糖、肥皂、棉布、猪肉等等生活必需品，似乎显得过分奢侈了些。它就像古人所说的“长物”，是一种于日常生活并非必需、更多地与性情、与情趣相关的东西。

有一个神秘的牛皮纸包裹我一直想打开。它有现在的笔记本电脑那样大，八只角折叠得非常齐整，悬挂在我老家屋梁正中垂下来的一个铁钩上。有时，晚上醒来，我会看到父亲打开这只牛皮纸包裹，一边抽烟，一边飞快地在纸上写着什么——香烟在父亲头顶冉冉升起，变幻着各种形状，这是父亲在我眼中最温柔的时刻——他写完了，把笔和纸收起来，重新打好包裹，把它挂到我和我的弟弟们够不着的那个高度。

那时的父亲也就三十七、八岁——就像我现在这样的年龄——但他一直与他的儿子们缺少很好的交流。我不知道他在每个夜晚写下的是什么，我也从来没有问过他。夜深时分，他那么专注地书写着——连他的儿子们醒来都没有发觉——好像书写这件事也值得他如此专注地去对待，就像他专注于种菜、插秧、耘田、施肥等每一样农活一般。

那个神秘的牛皮纸包裹一直悬挂在我童年的头顶。我从小就不是个叛逆的孩子。我对它充满了无限的好奇，但还是没有勇气打开它，进入父亲的那个世界：让我向往又不无恐惧的成人世界。但父亲取下这个牛皮纸包裹、打开它、然后书写这一连串的动作，在人生的无意识阶段引发了我对另一个世界的向往，那就是对一个书写的世界的向往。

在《我们居住的年代》中，我曾经这样描述对一页纸的复杂情绪，纸是有灵性的活物，每一页纸都有着独特的生命：

松脆的纸张在我的手指间跳跃，碎响悉索，仿佛私语，然而我还是毫不迟疑地撕去一页，再撕去一页。我这样做是因为不满意刚刚写下的。我在新的白纸上，一次次地修改路径、设计命运、构思故事，撕去的纸张是看不见的海浪，最终的定稿像礁石在其中浮现。

在我工作的房间，地板上总有纸张散乱着，它们有的蜷成一团，像被西风吹卷的枯叶。还有一些几乎是崭新的、光洁的，像白天鹅静静地泊着，风吹来，就会扑扑地跳动。写作的间隙，我常常起身抚摸它们，有时把它们撕碎，倾听句子断裂时悠长的叹息。或者，就在通风的阳台上焚烧它们，看它们像黑色的蝴蝶蜷缩起了翅膀。……

有一次，风把我桌上的一张纸掠出了窗外。它一下子获得了自由，高高地翻飞着，像一只白鸟。我飞快地跑了出去，跟着这只白乌跨过一道栅栏，穿过一个街心公园，来到了大街上。它从我工作的房间解放出来，高高地飞翔在人群上空，是多么的骄傲，然而厄运降临了，我眼看着它一头撞在一块广告牌上，又栽进一个水洼里，我上前捡起它，上面已烙上了一个个脚印，布满了水泡，纸角翻卷而浮肿，像一只烧伤了的手掌。我捞起它就像捞起一个溺水的孩子。这个孩子——我是说这张纸，它为什么要跑到大街上来呢，它难道不知道，没有一个人比我更爱它？它的居所就是我工作的房间？我回家后做的第一件事，就是用一块镇纸石压住了所有的文稿。

大概从九十年代中期起，在一些场合我开始被人称作作家。但这除了满足一个年轻人小小的虚荣心，已没有了现实世界里任何的利益可言。因为时代行进到了九十年代，文学已不像在我的上一代作家手里那样笼罩着神圣的光环，不再是社会思潮变动的风向标。从那个时候起，在我们国家，文学已经被汹涌的市场经济的大潮挤到了非常边缘的位置。于是抱着各种投机心态的文青们离开了，拿文学当敲门砖的离开了，并转而以一种酸葡萄心理嘲笑还在坚持写作的人。文场似乎冷清了——不，它也一直是个名利场——但也似乎回到了现代社会中它该在的位置，继之而来的，是无边的孤独与寂寞，而考究一个作家是否有定力，能否从庸众中超拔而出，也就在于他是否有勇气承受广大的寂寞，就像里尔克在《致一个青年诗人的十封信》中所说：“寂寞在生长，它的生长是痛苦的，像是男孩的发育，是悲哀的，像是春的开始，你不要为此而迷惑。我们最需要却只是：寂寞，广大的内心的寂寞。”

在这之前，我已经持续了近十年盲目的文学训练。混乱的青春期，盲目的爱情，盲目的阅读（如果打开那时候的阅